2014年6月底，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財稅改革頂層設計方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了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三大改革任務：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六大稅收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
到目前為止，前兩項任務已經有了很大進展：2015年起開始正式實施的“新預算法”標志著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營改增等改革推進的有目共睹表明了稅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而第三項任務——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的推進進程則相對滯后。
2015年年底，樓繼偉部長稱已將起草的《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上報了國務院，并在進一步征求各部門和地方的意見。據樓繼偉稱，“這個指導意見提出了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準備2016年率先啟動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領域的改革，2017年和2018年擴大到其他相關領域，2019年到2020年基本上完成主要領域改革。對于梳理后需要上升為法律法規的內容，適時提升為法律。”根據這個時間表，第三項改革任務將在2016年起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合理確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把適合作為地方收入的稅種下劃給地方，在稅政管理權限方面給地方適當放權。”
從2016年1月1日起，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由現行按中央97%、地方3%比例分享全部調整為中央收入。國務院發文稱這項改變是為了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這標志著2016年分稅制改革邁出了第一步。
財稅改革應當以實現央地共贏為目標
央地財政收入分配調整，將使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與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對應，從而保證兩政府能夠發揮其財政支出的作用，促進對基建、民生等領域的有效發力。
在收入上，構建更加科學的央地稅收體系，中央稅由國稅部門征收，地方稅由地稅部門征收，共享稅依據稅種屬性和方便征管原則來確定。配合“營改增”的實施，完善增值稅稅制，改善地方收入來源。同時，也能緩解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隨著2016年營改增等減稅改革的全面推進，在為企業減負松綁的同時，地方財力和財政運行所承受的壓縮效應不容忽視。營業稅是地方收入的第一大稅種，約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4，而增值稅是地方收入第三大稅種。營改增全面實施以后，地方的財政收入規模將減少，而且會出現主體稅種缺失。這將嚴重影響地方財政保障和履職能力，不利于促進公共服務支出和區域協調發展。而目前進行的央地財稅收入分配調整，將致力于保障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合理的央地收入結構，保證兩政府能充分發揮財政支出職能的能動性與效率。
樓繼偉曾表示，“在理順央地稅收收入方面，應該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則，考慮稅種屬性和功能，將收入周期性波動較大、具有較強再分配作用、稅基分布不均衡、稅基流動性較大、易轉嫁的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將其余具有明顯受益性、區域性等特征、對宏觀經濟運行不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稅種劃為地方稅，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以充分調動兩個積極性。收入劃分調整后，地方形成的財力缺口由中央財政通過稅收返還方式解決。”
在支出上，央地財政收入分配調整將與央地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更加匹配。所謂事權，是指一級政府在公共事務和服務中應承擔的任務和職責。目前地方承擔過多事權，缺乏可用財力, 而中央事權存在明顯不足的問題。理順中央和地方稅收收入，將使其分配更加符合我國地方政府承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實際情況。目前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存在著一些問題，包括諸多事權劃分不清晰，部分事權劃分不合理，一些事權執行不規范，事權缺乏法律依據等。通過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及支出責任，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劃定區域性公共服務為地方事權，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等措施，“對明確為中央事權的，但需要委托地方來實施的，由中央通過專項的轉移支付進行保障”，明晰中央與地方事權的合理劃分，使得中央與地方的事權、支出責任以及財政收入三者更加匹配，亦即事權、財權、財力三要素的匹配，從而既有利于保證中央履行職能和實施重大決策，又有利于保障地方既得利益、調動地方積極性、提高地方財政調控效力。
在激勵相容機制的構建上，通過央地財政收入分配調整，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從而有利于形成改革共識、確保改革順利進行，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貫徹效果。推進央地關系優化重構，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內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貫徹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央地財政收入分配調整的激勵效應，將推動地方政府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機制，提高對資金使用的靈活性與科學性，從而調動其科學化投資的積極性與能動性，盤活財政沉淀資金，提升財政政策執行效率。
目前進行的央地財政收入分配調整通過適當增加中央事權，增加地方稅收分配等措施，使得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與兩者對應事權和支出責任更加匹配，從而保障中央能夠履行重要職責，地方能夠有足夠的財力和積極性響應中央政策號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障地方財政支出和投資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促進供給側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的轉型增長。
文章來源：鳳凰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