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十三五時期將是中國經濟適應新常態進行調整改革的關鍵時期。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處于下降通道，2016年估計將觸底回升，降速度、調結構、轉方式持續深入。隨著“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措施的逐步落實，經濟陣痛也隨之加深，產能過剩、債務問題、金融動蕩集中釋放。但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顯示出令人欣慰的一抹亮色。
據官方統計，2015 年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分別增長7.6%和7.8%，分別快于東部地區0.9 和1.1 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15.7%，快于東部地區3.0 個百分點。這僅只是區域板塊加總的統計表現，如果深入到區域經濟發展的內部，我們就會發現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極”正在進行著“由點到面”的深刻躍變。
帶動中國經濟發展“增長極”的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是充分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積極性的體現。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類似經理人的作用。中國改革最初是在財政壓力下進行的，首當其沖就是對中央與地方的財稅分配關系進行調整改革，從“分灶吃飯”到“財政大包干”，再到“分稅制”，逐步規范了中央與地方關系。與此同時，通過“放權讓利、兩步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稅利分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若干階段的探索和創新，對國有企業資金供應制度實行“撥改貸”，逐步明確了政府與企業的權益界限。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全面的微觀基礎，由此形成了以行政單元為主導（以省級單元為代表）的“點”狀增長格局。
可以說以前中國高經濟增長是競爭性地方政府驅動下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方式以做大GDP總量為導向、以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和干部考核為約束激勵機制、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但是在后來逐步演變為地方層面的增長主義傾向，并成為土地財政、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等問題的主要“病結”所在。這種競爭性地方政府驅動下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外延擴張的粗放增長，往往以鄰為壑，對資源環境形成很大壓力。如今這種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增長已難以為繼，其行政區范圍可支配的資源成為進一步發展的瓶頸約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以地方政府為主導、以相鄰地區為范圍、以一定城市結構為形態的都市圈（群、帶）區域發展戰略規劃成為中國近年來引人注目的經濟現象。可以說經濟發展出現了區域聯合的趨勢，我們將此稱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面”（塊）狀增長特征。
曾有研究人士認為,以都市圈（群、帶）為特征的城市空間產業集聚化在中國已成為趨勢。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將處于高速推進階段，區域都市圈的形成便是二者相互作用下產業集群的空間集聚表現。為此，從“十一五規劃”開始，全面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一方面強調區域板塊間的均衡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因勢利導的批復意在加強區域內部協同發展的規劃。截至2012年底，共有78項區域規劃及相關政策文件上升為“國家戰略”，其中2007~2011年間共批復了43個重點區域規劃，尤以2009~2011年最為密集（有37個），如今已覆蓋了全國國土面積38%的區域。這意味著區域發展已納入國家戰略層面，根據已經批復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一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沿海到中部的“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格局正在構建之中。一個以城市為主體、以相鄰區域為范圍的集群化板塊式區域發展格局已漸趨明朗，目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等城市集群帶正在演化形成之中。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這是部署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要舉措，也是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源。
這表明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一個質的變化：城市化、工業化從小板塊向大板塊集聚，市場發展產生了統一的需要，產業發展產生了規模集聚的需要，資源組合產生了配置效益的需要，這些區域板塊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相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是以地方行政區為主導的“點”狀增長，而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則取決于地方整體區域化板塊“面”的發展，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所在。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通過城市功能集聚化和區域產業集群化帶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階段，中國經濟已進入到以城市為主導的經濟集群化整體競爭新時代。這與計劃經濟時期由中央政府為主導按照經濟關系“拉郎配”“全國一盤棋”進行經濟區劃不同，也與改革開放以來局限于自己行政區范圍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點狀”競爭不同，還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鏈“線狀”競爭不同，近年來在區域發展戰略規劃指引下的區域都市圈（帶），是地方政府介于其中多元主體交互作用下的區域板塊間的“整體”競爭，這是經濟發展進入到新階段的重要特征。
增長極轉換是新常態題中應有之義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進入到“調速換擋”的新常態。“新常態”包涵的不只是發展速度的回歸，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內含著帶動經濟增長點的轉變，以此促進發展方式的轉型和體制機制的改革，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態勢。具體而言，增長的動力由外需轉向內需，由投資轉向消費；增長的機制由行政主導變為政府和市場相互結合的綜合驅動機制；增長的主導產業由一般性制造業和房地產業轉變為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為主；增長的區域帶動由以省、地行政單位為主的“點狀”轉變以區域板塊集群優勢下的“塊狀”；增長的綜合表現由簡單的土地城市化變為人的城鎮化，而且進一步演進為城市功能提升的城市化。
這些區域都市圈（帶）是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和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的新平臺。首先，區域都市圈的形成將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增長將由“行政區經濟”主導轉向“區域一體化經濟”主導。其次，中國經濟格局也會因為區域都市圈的出現而改變，中國區域經濟戰略取向既不是全國一盤棋式的產業布局，也不是產業與地域迭加形成的由東向西階梯狀波浪式演進，而可能是“都市圈（群）”式的區域布局模式，這或許是克服既有行政分割和促進區域共同發展的現實途徑。再次，它將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契機，區域都市圈的形成可能改變以地方獨立利益為核心的競爭模式，地方政府權力將會受到抑制，增長的來源也更多的由粗放式使用資源和外延式發展轉向基于區域資源整合和產業集聚而產生的報酬遞增效應。最后，它將促進政府職能的有效轉變，一個網絡化的經濟環境和地方政府間關系正在逐步形成，區域都市圈的發展必然要實現更為全面的區域管治。這不僅考驗著區域內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也考驗著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水平。
大力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極“由點到面”的轉變
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極”的形成，面臨著城市病愈益突出、資源相對緊缺和生態環境惡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依然明顯和社會管理體制不完善等諸多問題。這意味著區域都市圈難以在既有的體制機制下推進，必須創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打破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局面，探索區域發展模式和區域治理模式。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跨區域城市發展協調機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要“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城市群為主要平臺，推動跨區域城市間產業分工、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協調聯動”，“十三五”規劃建議強調，區域的協調發展不能僅靠規劃和政策來推動，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建立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大力促進區域都市圈（帶）的經濟一體化發展。首先，要以產業集群為基礎進行區域產業空間再造，形成區域范圍的產業分工合作機制。近年來，產業集群以園區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為區域產業合作奠定了基礎。但還局限于既有行政邊界，因此還需要打破園區行政外殼。其次，促進區域范圍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形成區域性市場機制。讓市場引導生產要素的跨區域配置，核心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能夠自由流動。再次，探索區域內不同主體功能區之間的資源和生態補償機制，隨著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內部基于不同主體功能和資源環境條件的地區間聯系加強。
此外，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資源共享機制形成。這是在多元利益主體尤其是地方政府專有資源與通用資源讓渡與轉化過程中實現的，可以通過資源對接、資源轉化、資源整合等方式促進共享性資源的升級轉變。最后要探索區域多元利益主體參與下的區域公共治理模式，超越過去單一行政區治理，一方面適當進行行政區劃調整，另一方面促進政府職能轉型、深化地方行政體制改革。
可以預期，一個以都市圈（帶）為支撐的區域經濟發展將更加有發展潛力。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