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下半年經濟增長企穩，人民幣匯率穩定，資本外流的壓力減緩，政策不明朗的因素改善，企業對海外并購的信心將有所恢復，對外投資趨向理性。”光大控股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并購公會輪席主席陳爽在8月10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商務部數據顯示，6月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2016年12月以來的最高值，金額為136億美元，雖然同比下降11.3%，但降幅收窄，環比增長65.5%，實現連續第二個月正增長。
榮鼎咨詢最新研究指出，今年5月和6月，中國企業宣布的海外并購交易宗數快速增長，每月均有超過20起500萬美元以上的海外并購交易，接近2016年的高位；從交易額來看，增速亦十分明顯，今年第二季度宣布的交易總規模為286億美元，而第一季度為166億美元。
同時，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全球主管周昭媚指出：“目前海外并購并沒有繼續下跌的趨勢，我們預期今年全年的海外并購交易有望達到1100億美元。”
加強監管十分必要
日前，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表示，將會同相關部門開展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并引導企業投向實體經濟，盡量減少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投資。
對此，陳爽表示：“因為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不長，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有時的確未必理性，國內很多企業長期所處的環境并不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導致有的海外并購交易并不是一個完全市場主體的行為，由此，針對一些非理性、非主業的并購交易加強監管十分有必要。”
周昭媚指出：“中資企業需清楚考慮自己口袋是否有資金、對外并購后公司業務是否仍屬穩健，以及綜合經濟波動因素后，是否能承擔相關風險。”對于中國政府收緊信貸，尤其暫停部分內保外貸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她認為對有境外融資渠道、包括已在港上市的中企而言，影響相對較小。
“在海外并購中，企業必須仔細考慮是否能夠承擔潛在的風險，比如自身的戰略是否已經明確？并購的企業與現有業務存在何種聯系？如何整合？有些企業在并購過程中可能并未完全考慮清楚這些問題。”陳爽坦言。
同時，他透露，目前光大控股在海外有四個并購基金，分別是光大海銀基金、光大全球并購基金、光大以色列基金、光大基礎設施基金，并正在籌備第五個基金，著重在半導體行業的并購，“這四個基金主要是美元基金，目前通過北京、香港兩地進行運營”。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并購部主管董事總經理盧穗誠此前亦表示，今年以來中資企業的海外并購以10億美元或以下的交易為主，由于這類交易更容易通過監管層審批，融資難度小。隨著監管機構加強對中資企業海外并購的監管，料將減少“天價”并購，使中資企業海外并購交易時的價錢更合理。
“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受影響較小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盡管中國加強對海外并購的監管，但并不會改變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方向。
“從企業的角度而言，他們需要繼續優化投資結構，同時配置人民幣以及非人民幣資產。同時，產業升級調整是國家戰略，海外并購既能滿足國內企業對技術的需求，又能滿足境外企業在提供就業上的需求。”陳爽指出。
同時，他坦言，“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在海外并購中受監管加強的影響較小，“從基礎設施行業來看，中國過去數十年積累的相關技術、人才、經驗，走出去正當其時，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需要，雙方一拍即合。”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7個國家和地區新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3.7%，比去年同期上升6個百分點。
去年4月，光大控股與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組成合營公司，Keen Dynamics Limited（KDL） ，專門投資于全球機場，隨后KDL成功收購了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國際機場的全部股權。交易完成一年多來，地拉那機場客流量保持了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在稅收、就業等方面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此外，安永的調研顯示，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中遇到的人才方面的挑戰主要包括人才國際化與人才本土化。
安永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2016年中資跨國企業雇傭的外國員工數量增長四倍至140萬人以上。然而，去年中資跨國企業里外國員工占比僅為10%，跟俄羅斯跨國企業相當，相比之下，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跨國企業里的外國員工占比普遍超過50%，而南非、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該數字則在30%左右。
“比如我們收購的歐洲企業，以前是由基金投資的，每年都要求分紅，本土的職業經理人就很難進行長遠的職業規劃。而我們進去之后，則明確表示短期內不會要求分紅，保留資金進行上下游的整合，同時也推出了期權等措施來吸引本土人才。”陳爽表示。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