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降至7％，為六年來最低。緊隨其后，4月廣義貨幣（M2）增速降至10.1％，1月至4月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同比增長則降至12％，經濟下行壓力有增無減，不免令人擔憂。
為了穩定經濟增長，國家層面實際采取了“抓兩頭、帶其他”的發展戰略：一頭是抓好以“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等為代表的大型基建項目；另一頭則是抓好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創新創業型小微企業發展，并以這兩類項目的快速發展帶動其他行業。作為配套政策，無論宏觀政策名義上冠以“積極”還是“穩健”，都必須相應作出實質性的擴張安排。
從規律上講，啟動下滑的經濟，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卻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矛盾：一方面，全國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收支壓力較大；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下行導致土地財政舉步維艱，加上無法輕易減持國有企業資產，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變得很大。與此同時，在投資收益下滑、投資意愿不強的宏觀背景之下，貨幣政策讓“風箏重新飛回天空”的難度實際很大。
近期出現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是中國經濟領域的一件大事，這是一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高效配合，不但較為巧妙地緩解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而且提升了貨幣政策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從地方政府看，平臺貸款轉換為地方政府債券以后，較低的利息促使償債成本下降，較長的期限使得集中償債壓力減輕；從商業銀行來看，由于可以拿到央行抵押后向企業放款，從而彌補了地方政府債券流動性較差、收益率較低的缺陷；從中央銀行來看，商業銀行在債券抵押之后獲得的流動性意味著貨幣投放，這對一個處于下滑狀態的經濟無疑是必要的。
如果地方政府債券并不局限于在中央銀行獲取抵押品資格，而是之后被大規模貨幣化，甚至反復進行，就須保持高度警惕。歐美國家宏觀調控實踐早已證明，在其他常規工具可用之時，應盡量不用量化寬松之類猛藥。否則，量化寬松就會因為其他工具效力相形見絀而覆水難收。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為此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決策者應停止依靠貨幣發行來解決財政問題，否則將減輕政府實施改革的壓力，不利于找到可持續的危機解決方案。
近期，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這是個很好的啟發，即使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政策著眼點仍應是繼續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在首先用好、用活傳統調控工具的基礎上，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效調動微觀主體的投資經營意愿。
為推動“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必須創造一個成本較低的融資環境。考慮到這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近年來中央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可謂煞費苦心，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以貨幣當局為例，近期兩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之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已經大為下降。但也應看到，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全面加快，由于存貸款利差不斷收窄、利潤空間不斷縮小，商業銀行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也可能出現下降。
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還必須綜合考量作為“上游”的銀行成本。今年4月末，我國人民幣存款余額已經達到125萬億元，假定平均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為14％，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為1.62％，同期存款利率為3％，這相當于銀行體系每年增加約2400億元的額外成本。也就是說，當前貨幣政策大有空間可為，除了可以根據需要降低存貸款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之外，還可以上調法定（而非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以激活銀行業的貸款營銷行為。
銀行經營活動的審慎性，有時會與創新創業型企業的突變性特征發生沖突，完全依賴前者為后者輸血并不現實，這就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實施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轉板機制，發展服務中小企業的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股權眾籌融資試點等等。
為了幫助大型項目融資，必須進一步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從國際視角看，公認的政府債務負擔率（年末債務余額/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警戒線是60％。截至目前，雖然財稅部門擴大支出有一定困難，但包括國債和地方債在內，去年我國的債務負擔率仍然低于40％，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較低水平，完全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進行籌資。雖然這樣的做法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批準，程序繁瑣，且徒增財政赤字，但從長遠計議，可以倒逼實質性財稅改革，加快實現地方與中央財權和事權的相對匹配，避免債務風險化解過程被無限拖延。
來源：《財經》雜志
